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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出版资格考试中级理论与实务习题答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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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综合题

  第1题试题答案:

  1试题解析:提示:

  (1)出版机构的发展变化:外资出版机构、官办出版机构、民办出版机构;(2)新的出版物形态的出现,如期刊、报纸等;(3)出版物内容的发展变化,从救亡图存到维新变法再到民主共和;(4)新的印刷设备、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引进和革新,新的印刷企业的出现;(5)图书形态包括开本、版式、装帧形式的变革和发展。考点:

  ☆☆☆☆☆考点33:外国人在华创办的出版机构;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进入史学界一般称为“近代”的历史时期。西学东渐、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共和民主,无不对中国近代出版产生深刻的影响,各类出版机构也应运而生。上海作为第一批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在近代出版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中国近代的外资出版机构主要由外国传教士开办。外国传教士对中国出版的影响,早在明末已开始,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出版《几何原本》。外资直接在中国办出版机构是在六口通商之后。此前虽有英华书院(1814年成立于马六甲)、华英书院(1838年成立于新加坡)从事出版中文宗教读物,但都是在海外华人聚居地注册的。

  在中国开办的第一个近代出版印刷机构,是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上海成立的墨海书馆。该书馆先后由麦都思、伟烈亚力主持,聘王韬为编辑,翻译出版了《几何原理》、《代微积拾级》、《谈天》、《博物新编》、《大英国志》等自然科学、社会历史以及宗教书籍。书馆首次在中国引进了西方印刷机械和铅活字排版技术。从1843年起,在上海出现了一批由外国传教士主持的教会出版机构或外商出版机构,如土山湾印书馆(亦称“土山湾印刷所”)、美华书馆、申昌书局(申报馆)、点石斋书局、益智书会(即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图书集成局、广学会等。

  这些出版机构在宣传宗教教义的同时,译印出版西方自然科学著作,把许多自然科学知识首次介绍到中国,并出版社会科学著作,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政治和历史。此外,它们还出版了一些报纸期刊(见下文)。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的变革。 ☆☆☆☆考点34:官办出版机构;

  清朝末年,官办出版机构主要是由地方官绅创办的,大致上有两类:

  1.地方官书局同治二年(1863年)在南昌设江西书局。同治三年,曾国藩攻下太平天国天京(今南京)后,又以重兴文化为名,奏请设立书局,刊印古籍。随之成立的有金陵官书局(又名“江南书局”)、浙江官书局、湖南官书局(又名“思贤书局”)、湖北官书局(又名“崇文书局”)、广雅书局等。这些书局多仍用雕版印刷,刻印传统古籍。其中金陵官书局由莫友芝主持,聘请汪士铎、张文虎、李善兰、冯煦等名士校刊,选用善本,故所印各书质量上乘,为学林所重。浙江官书局由俞樾主持,先后刊刻两百余种,选用善本精校重刻,有“局本之冠”之称。广雅书局刊《广雅丛书》等三百余种,藏版多至十五六万片。然而,官书局处此西学东渐、学术日新之际,终为传统经籍刊印之余绪,一息尚存而已。

  2.洋务派创办的出版机构

  这类出版机构也是我国近代最早的翻译机构,附设于洋务派创办的学校和工厂内。洋务派在与列强的外交活动中,深感若不了解各国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便无法与各国交涉,因而希望选派青少年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翻译欧美书籍。

  首先是京师同文馆于同治元年成立,附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1902年1月)并入京师大学堂。同治二年又有上海同文馆的成立。同文馆在培养外交和洋务人才的同时,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书籍,其中以丁韪良的《万国公法》,毕利干的《化学指南》、《化学阐原》影响最大。同治五年,海关税务司在上海设置印务所,九年改名为海关总署造册所,设印刷厂,出版贸易年报、海关统计报告、中外贸易物资介绍以及方便外籍人士学习汉语的双语工具书等书籍。出版物多用中英文对照,所设印刷厂是我国最早具有外文排字能力的印刷机构。

  工厂附设的翻译出版机构,有福州船政学堂和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翻译馆,而尤以后者为著。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翻译馆成立于同治七年,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官办翻译出版机构,先后聘请了59名中外学者翻译西书,出版了一批军事、应用技术、医学和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方面的著作,以及部分史志、政治类著作,总共20个学科 199种。据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徐维则《东西学书录》统计,所译军事著作占全国此类书的一半以上;医学著作完整、系统以及影响之大,独步国内;社科书较少,但如《佐治刍言》、《东方交涉记》、《列国岁计政要》、《日本学校源流考》、《保富述要》等,也都影响很大。光绪二十二年,盛宣怀奏请清廷批准创办上海南洋公学,并于次年正式成立。南洋公学所附译书院自编出版新式教科书,打破了西学教育以使用教会出版物为主的局面。该院出版的《蒙学课本》三编,是我国学校正式使用的第一种新式教科书。 ☆☆☆考点35:民办出版机构;与外资出版机构和官办出版机构同时兴起的,还有一些民办出版机构,它们大多出现在上海。1.商务印书馆

  这时期民办出版机构中最具影响的,是1897年成立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由原美华书馆的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风池创办,初以印刷为主。1902年,为适应废科举、兴学校之后对新式教科书的大量市场需求,设立编译所,并聘请张元济为所长。张元济主持编译所后,迅即编辑出版了一套新式教科书,10年间销量达30万册,获利至巨。在此基础上,商务印书馆迅速发展,很快成为我国最有规模,集编、印、发为一体,涉足出版、教育、制造等方面业务的综合性大型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早期的出版业务主要有四类:一是大量编印教科书。二是大量翻译介绍西方文化名著,如严复与林纾的著名译作,多由商务印书馆刊行。三是出版新式工具书,早期以双语工具书为多,后来各类品种大增。四是兴办各种期刊。自1903年创办《绣像小说》起,到1914年已有自办期刊6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后来自办期刊又有增加,同时还接受馆外各种期刊编辑部的委托印制出版期刊,两者合在一起,前后多达数十种。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大多与中国社会的文化需求相适应,畅销中国数十年。在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中,曾出现短暂的落伍,但迅即赶上。张元济领导的编译所人才济济。1920年以前,在编译所工作过的有蔡元培、高梦旦、蒋维乔、杜亚泉、陆费逵、孙毓修、沈雁冰、章锡琛、胡愈之等,可说是群贤毕集。商务印书馆一贯重视印刷,到1924年,已经拥有6个规模很大的印刷厂,其中上海4个,北京1个,香港1个。商务印书馆还努力建设全国范围的发行体系。至1916年,在全国各地设立分馆与文馆共约50个,同时还在新加坡设有分馆,在汉城、东京、河内等地设有代销处。

  2.扫叶山房杭州、苏州、南京、扬州的刻书机构,在近代上海出版机构迅猛发展的影响下,相形萎缩,其中有的便到上海寻求继续发展的机会。中国出版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民间书坊棗扫叶山房,就典型地反映了这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扫叶山房成立于明末,清初得汲古阁毛晋书版,翻刻流传。先于松江(今属上海市)设书坊刻书,后移至苏州阊门(一说先设于苏州)。所印经史子集及小说、笔记、通俗读本行销全国。随着上海成为全国的出版中心,扫叶山房在1880年于上海彩衣街设分号,将其重心转至上海。不久又在棋盘街设北号扩展经营规模。它还购入石印、铅印设备,以适应生产的需要。扫叶山房老店新开,成为上海很有影响的、以出版古籍为主的出版机构。

  3.其他民办出版机构

  清末,上海相继出现了一批以出版传统文化书籍为主、用石印技术印刷的民间出版机构,如文瑞楼、同文书局、拜石山房、中西书局(亦称“中西五彩书局”,专事彩色石印)、千顷堂书局、广智书局、广益书局、神州国光社、文明书局,等等。☆☆☆☆☆考点36:近代出版物的变化;

  中国近代是社会激烈动荡,中西学术、新旧思想猛烈碰撞的时代。近代出版业通过自己的最终产品棗出版物,反映了这一历史过程,同时也走出了传统图书出版的窠臼,使出版物的品种和数量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近代时期,传统出版物渐趋衰退,国外新的出版物形态渐为国人接受,并逐步成为主要的出版形式。

  学术界一般认为:最早的具有现代涵义的中文期刊是《察世俗每月统纪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它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于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创办,用木版雕印,主要在南洋华侨中免费散发;国内最早创办的具有现代涵义的中文期刊,是 1857年在上海创刊的教会刊物《六合丛谈》。此外,也有学者认为,苏州长洲人唐大烈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开始纂辑出版的《吴医汇讲》已经是期刊。这一时期相继出版的主要刊物还有:1868年教会创办的《中国教会新报》,1874年改名《万国公报》,广学会成立后,成为广学会的机关刊物,是外国传教士所办最有影响的一种刊物;1872年英商《申报》馆创办的《瀛寰琐记》,是中国第一种文艺刊物;1896年创刊、由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是国人创办的第一种以时事政治为主的综合性刊物;1900年由杜亚泉创办的《亚泉杂志》,是国人创办的第一种自然科学杂志;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是中国近代出版时间最长、最具影响的综合性杂志;1906年上海书业商会创办的《图书月报》,是中国第一种出版专业杂志。在20世纪初短短的10年中,在上海地区陆续创办的刊物达160余种。

  报纸在中国大量出版发行,也是近代出版的一大特点。报纸作为一种国外传入的新的传播媒体,主要是教会及外商办的,上海、天津、北京、汉口、广州、福州以及东北等地均创办了一批以中国人为阅读对象的中文报纸,如《上海新报》(1861,上海)、《申报》 (1872,上海)、《时报》(1886,天津)、《字林汉报》(1893,汉口)、《闽报》(1897,福州)、《顺天时报》(1901,北京)、《协和报》(1901,上海)《盛京时报》(1906,奉天)、《全闽新报》(1908,厦门)、《芝罘日报》(芝罘)、《岭南新报》(广州)、《燕都报》(北京)、《关东报》(旅顺)、《盛京报》(沈阳),等等。其中由英商美查创办的《申报》,是近代中国历史最久、最有影响的一份中文报纸;1912年转让给史量才,1949年停刊。《申报》馆在办报的同时,还出版大量图书,其光绪年间出版的《申报馆丛书》收书300余种,内容包括小说、艺术作品、尺牍等。申报馆是近代中国很有影响的出版机构之一。

  图书出版方面,除了注重出版维新派、革命派著作及各类翻译著作外(详见下文),教科书渐次成为一大支柱。20世纪初,随着科举制度的改革和新式学校的兴起,社会对教科书的需求大增。南洋公学、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藻文书局、广智书局、乐群书局等,都纷纷推出各自的教科书,以适应学校教学的需要,其中尤以南洋公学、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最具影响。教科书从诞生起,就成为各出版机构经营的重点,其市场占有率直接影响到一些大出版机构的盛衰。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出版业务中,能适时跟随局势的发展,于1904年即推出《最新教科书》。该教科书分初小、高小和中学三类,由张元济、杜亚泉、庄俞、黄英等人撰写,推出后广受欢迎。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的教科书体例后为清学部认可,并被纳入学部颁布的初、高小暂用教科书目与中学暂用书目。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逐渐成为国内各学校首选的教材。 ☆☆考点37:近代出版物的主流;

  倡导救亡图存、维新变法和民主共和是近代出版物的主流。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有识之士看到了中国的落后,认识到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于是就积极介绍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和政体,以学习外国之所长。最早的代表人物是林则徐、魏源、郑观应等。林则徐是中国近代最早组织人员翻译西书的人。当他抵达广州后,即在衙门设立译馆,招募受过英文教育的华侨和通晓汉文的外国传教士,编译外国时事、法律、军事等著作,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根据英国《世界地理大全》编译的《四洲志》,向国民介绍了世界情况。林则徐谪戍伊犁途经镇江时,又将数万字的《四洲志》资料交给魏源,嘱托魏源将其整理扩编。魏源对这些资料作数次增补后,于咸丰二年(1852年)出版《海国图志》100卷。康有为说,他是从读此书开始而认识西方世界的。梁启超更将自己“新思想之萌蘖”的“因缘”归功于《海国图志》。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是他政论文的汇编,是当时著名的政治改良论著。

  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著作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大量出版。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以及维新派出版的《公车上书记》等书,均广为流传。据当时报刊与广告记载,维新派出版的新书有40多种。《西学书目表》初版2000余册,上市即告售罄。同时还有《中外纪闻》、《时务报》、《强学报》等报刊宣传维新变法。

  维新变法的失败,说明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许多知识分子由此寻求新的道路,于是宣传民主革命的图书大量涌现。据统计,至辛亥革命爆发前,出版革命派图书130余种,最著者有章炳麟《书》,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派创办的报刊达数百种之多,遍布全国各地,如上海的《大陆》、《苏报》、《国民日日报》、《民呼日报》,广东的《亚洲日报》,武汉的《江汉日报》,浙江的《萃新报》、《杭州白话报》,安徽的《安徽俗话报》,河北的《直隶白话报》,等等。中国近代出版业忠实记录了中国近代史的演进。维新派、革命派利用图书与报刊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推动了历史的进程。 ☆☆☆考点39:西方印刷技术的引进;中国的雕版印刷为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但至近代渐为西方印刷技术所代替。这一过程在中国经过了约一百年时间。

  19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首先在中国引进用铅活字排版的机械印刷。第一部用机械印刷汉字的图书,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编著的《华英字典》六卷,于1815年至1823年逐渐出齐。此后的近半个世纪内,采用西方印刷技术的主要是传教士和外资创办的机构,如墨海书馆、美华书馆、土山湾印书馆、点石斋书局、申报馆等。新的设备、新的技术和新的生产方式,为书刊印刷提供了新的生产力。如点石斋书局首次引进石印技术,于1878年印制《康熙字典》,首印4万部,第二次印6万部,创当时出版物发行量之最。申报馆引进机制纸印《申报》,并首先使用手摇平版机和单色轮转机。为了使西方印刷技术更加适用于汉字印刷,美华书馆的姜别利作出了两大发明:一是发明用电镀法制造汉字铜模,使字模形象完美、清晰,成为流行几十年的“美华字”。后来这种方法流传到日本,促进了日本印刷的发展。二是发明元宝排字架,将汉字分为常用、备用、罕用三类,于排字木架中间放常用、备用字,两边放罕用字,并按部首排列,大大提高了汉字排版的速度。

  随着对西方印刷技术长处的认识不断加深,国人也开始重视采用这些先进的技术与设备。1881年出现了中国人自办的石印局棗同文书局和拜石山房。同文书局购入石印机19架,拥有工人500名,专事古籍影印。1891年受清廷委托印刷《古今图书集成》100部,堪称石印出版物中的精品巨制。在石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珂罗版印刷,是德国人J·阿尔贝特于1867年发明的。不过十年的时间,它就传入了中国。1909年,上海文明书局员工赵鸿雪自行试制珂罗版获得成功;1904年该书局又聘请日本技师试验以石印技术印刷彩色版,获得成功,所印古代书画碑帖十分精致。

  ☆☆考点40:中国印刷企业的发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短短十余年时间中,国人自营的机械印刷业迅速发展起来。有财力的企业直接购买国外的先进设备,以发展生产,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如1898年,各印刷企业购进价格低廉的日制仿欧式轮转机;1906年引进单滚筒机;1908年引进铅版印刷机;1915年引进胶印机;1919年引进米利双回轮转机及双色米利机、双面印米利机;1922年引进双色胶印机、滚筒印刷机;1923年引进环轮凹印机;1925年引进彩色影写版印刷设备,等等。民国时期,一些大型出版机构都自办印刷厂,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的印刷厂均设备齐全,技术先进。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在1932年遭日寇轰炸之前,已是远东综合实力最强的印刷厂,下辖彩印、石印、铅印、铸字、排版校对、照相影印等40多个部门,拥有滚筒机、米利机、胶印机、铅版印刷机、大号照相机等各种机器设备1200余架,工人3000余名。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往往在全国率先采用新技术,配备的印刷设备已大体与西方同步。例如,1912年开始使用电镀铜版;1915年创制仿古活字,引进彩色胶印机;1919年引进米利机;1920年采用直接照相制版法,等等。中华书局同样重视印刷厂的发展,派员出国考察印刷技术,积极引进先进设备。中华书局印刷厂下辖10多个部门,有工人1000余名,是仅次于商务印书馆印刷厂的我国第二大印刷企业。1932年在九江建分厂,设备之完善号称远东第一。 ☆☆☆☆考点41:新技术对图书形态影响;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对我国图书的开本、版式、装帧形式产生巨大影响,使图书形态逐步发生了变化。我国传统的雕版印刷图书,开本无一定之规,除巾箱本外,一般尺寸都较大。铅印、石印技术传入后,出版物字体变小但仍可十分清晰。如石印本《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均只有32开大小。小开本便于携带使用,尤其如《康熙字典》这类士子赴考必用之书,印成小开本后深得士子欢迎。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种铅印、石印图书已基本统一采用32开或大32开的规格。

  图书版式的设计主要取决于主观意愿,技术的影响较小,但变化却并不快。究其原因,可能与传教士最初在华印书为求得中国人的认同而多遵循中国的传统习惯有关。教会印制的一些图书,在很长时期内也都采用直排,版面印有版框,在中缝印“鱼尾”(雕版印刷书籍版面上表示对折位置的一种记号,形状像鱼尾巴)、书名、卷数。国内现存最早的横排本,是1884年点石斋印的《无师自通英语录》,因是双语对照,无法竖排,于是出现了中文从右至左排,英文从左至右排的格式。版式的真正改变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西方造纸技术和装订机械的引进,使图书可以双面印刷,出现了精装、平装的样式。民国时期的图书装帧已完全与世界潮流合拍。但是,传统的线装样式,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图书装帧形式,至今仍保留着,用于一些富有传统文化气息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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